长江与黄河虽同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从夏商周到西晋末，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汉文化的核心地带长期处于黄河中、下游，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呈东西向，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乃至后来的开封等，皆分布在这一轴线上。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

外因：兵燹逼迫

导致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客观因素很多，诸如自然环境的变化（包括气候、水文、植被和土壤等）以及历次兵燹的逼迫所带来的移民浪潮，后者无疑是直接、主要的外因。今日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湖南、台湾等省以及东南亚各国的4529万“客家人”，便是由秦汉以降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组成的民系。目前，被中国及海外广泛研究的“客家史”，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由北向南移动的历史。

第一个迫使中国经济文化南向转移的大波澜是永嘉之乱以及接踵而至的诸胡入主中原。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西晋政治腐败导致八王之乱，匈奴贵族刘渊建立分裂政权“汉”，开胡人入主中原之先河。至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刘汉武装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大肆杀戮，史称“永嘉之乱”，给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带来沉重打击。“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随之而来的诸“胡”争夺，更“骚动苍生，疲弊中国”。黄河流域受到深重的损伤。

永嘉之乱后政治局面的混乱以及外族入侵的巨大压力，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晋书·王导传》称：“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谭其骧估计“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约占南朝人口之1/6。北人南迁线路有三：西路自关中取金牛道入川，中路自关东循汉水抵荆襄，东路自青徐循邗沟或淮河东南支流南下江都等地，目的地皆在长江流域。“此次移民浪潮的边缘大致在今四川盆地的中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浙江中部，在此线以南就只有很少量分散的移民了”。因东晋南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故东路移民尤多，建康至梁代时已拥有户口28万、人口140万，如此都市规模，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前所未见。

汉族士人将北方文化传播至南方，大大促进了南方衣冠文明的发展。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使南方的经济开发呈现出全新局面。虽然从总体格局上来看，北方的经济实力仍然远远超过南方（北魏统一北方后，北方经济的复苏显示了北方的实力），北方的文化实力也依然占有优势，但是，此时的南方已不再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述的那样“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而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繁荣景象。长江流域一经开发，便借气候与江河舟楫之利，经济迅速发展，至唐初，南北均势局面已被打破，南方经济开始超越北方。《新唐书·食货志》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此语便显示了这一态势。但就文化重心而论，北方仍有优势。

第二个迫使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推进的大波澜是“安史之乱”，大唐帝国从此衰落，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继之而来的藩镇割据与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向南迁移。李白晚年曾目睹北方人民南逃的惨况，有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此次北人南迁亦分东、中、西三路。东路自华北进入淮南、江南，中路自关中及华北平原西部进入南阳、襄阳一带，西路自关中进入汉中及巴蜀。其中，东、中两路的相当一部分移民仍会继续向南迁徙，“长达一个半世纪遍及南方各地区的北人南迁，规模十分可观，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的南迁为广”。

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南方州郡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经济也逐渐超越北方。《全唐文》卷630《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云：“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当时北方藩镇林立，唐中央政府的财政完全仰给江南，诚如唐宪宗所言：“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江南已成为唐朝的“国命”之所在。又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国计簿》中指出，朝廷“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到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超黄河流域。北宋中期史学家范祖禹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文献通考》卷23《国用》记载了宣和元年（1119年）17路上供京师的财赋数字，在前8位中，除京东路（今山东、河北一带）外，其余皆属江南。其中两浙路第一，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路、福建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分列第二、四、五、六、七、八位。

然而，中国经济重心虽已在唐末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但全国文化的重心还滞留在长安—开封—洛阳的东西轴线上，这种情形至北宋依然不变。仁宗末年，洛阳乃文化重镇。“二程”毕生从事讲学，其活动中心便在洛阳。重臣退休、半退休，或因政见不合辞官后，多被安置到洛阳。“洛下多水竹奇花”，牡丹更闻名天下，每逢花会，“士庶竞为游遨”，斯文流曳。故《墨庄漫录》言：“许、洛两都轩裳之盛，士大夫之渊薮也。”

但至北宋时期，文化重心南趋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二程”在洛阳讲学，弟子却以南人居多。故程颢送他的大弟子杨时南归时，就有“吾道南矣”之语。词是宋代文学的主体，就地域性而论，其风格、题材、情调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北宋的词家，前期的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全都是南人，后期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也多数生长于江南或其周边。宋代书法与绘画盛极一时，诚如杨维桢的《图绘宝鉴序》所云：“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而当时画家与书法家中亦南人颇盛。印刷业是播扬文化的中心，宋代书籍大多刊印于杭州，从流传后世的宋版典籍来看，也以出于江南地区者独多。江南地区的文化氛围十分浓烈。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曾有吴孝宗作《余干县学记》，文中云：“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靖康之难”给予了文化重心南迁最后的推动。1126年，金人攻破汴京，随之统治北方100多年。宋室如同当年晋室，只得南渡长江。与之相先后，“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之乱后的南迁路线大致相同，但移民人口更多、更深入，仅1141年绍兴和议前的南迁北人数量已达500万之巨。当时，山东籍文化名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和辛弃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南下的，以此为契机，中国文化重心彻底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正所谓“秦汉以前，西北壮而东南稚也。魏晋而下，壮者之齿益衰，稚者之年方长。至于宋朝，而壮者已老，稚者已壮矣”。

内因：技术进步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长江流域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除历次兵燹带来的大规模北人南迁的推动之外，其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不断得到深入开发，也是动因之一。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自然地理条件更加优厚的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皆具水热条件，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而位置偏南的长江流域拥有更丰沛的水热资源。但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变暖，长江、黄河流域较之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黄河流域森林密布，后来主要生活在长江以南的水牛、大象、獐子、竹鼠等喜暖动物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当时黄河流域受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而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则生活着大量的热带动物，并且还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在当时的原始农业技术条件下（以木石农具为主，农业技术简单，花费劳动少），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过精耕细作实现了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质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农业生产重心的转变过程中，近5000年来的中国气候总体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长江流域则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另外，黄河流域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华文化进入铜器时代后，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很快得到开发。如距今3500年的长江中游盘龙城的建立就依托于四周丰富的铜矿资源，其遗址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铜器较之殷墟也不逊色。不过，其出土的农具仍以石器为主，这对于开发当地质地紧密的红壤是颇具难度的。西周以降，长江中游的楚国占据铜绿山铜矿，不但制造了大量锋利的兵器和精美的礼器,还制造了较多性能远胜木石器的生产工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荆楚文化,成为长江流域第一个问鼎中原的强大政权。至迟到春秋晚期，楚国已开始使用铁器，且出土的楚国铁器以生产工具为大宗。性能优越的铁器大量出现，无疑宣告了长江流域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不仅有利于开发红壤,而且有利于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如芍陂、邗沟、都江堰等），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

但总体而言，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黄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直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才摆脱“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并且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如东晋时期的荆江筑堤、南朝的鄱阳湖筑堤建闸等，长江流域的丰富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此外，造船业也取得突破性发展，长江流域开始展开大规模航运，史载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为方便水路交通，各处运河开始修筑。比如，孙吴开凿破冈渎以汇通秦淮与江南运河，使建邺（今南京）成为联络长江与吴会水运的中心城市，商贸迅速兴起。东晋南朝时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学取得重大突破,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现象，稍后，祖冲之将虞喜的岁差学说引入历法（大明历），隋唐因之，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帮助甚大。

唐朝政府极重农田水利工程，将兴修水利提高到了法律层面，建立了较完备的水利管理机构，长江流域也随之开辟出了大量良田。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的淮南道和江南道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随之日盛（见表5-2-1,表5-2-2、表5-2-3）。中唐时期，权德舆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代后期，江东人民还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江东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夫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中国旧式步犁至此发展成熟、完全定型化”。曲辕犁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除此之外，唐朝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这不仅令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而且还有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宋朝时，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较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扬净等都有专门工具，复种（双季稻和稻麦两熟）技术也较为成熟，加之当时圩田盛行于江南，,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唐末引自越南的较为耐旱的占城稻此时也在江南普遍种植，江南水稻产量得到极大提高，故南宋中期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春秋以迄宋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条件更为优厚的长江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步赶超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粮食财赋供应基地。此后，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格局又发生了一定变化。宋元时期，圩田技术传至长江中游，是为垸田。明中期以后，湖泊众多的两湖平原上普遍建起了垸田，水稻产量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江南地区则因工商业的兴盛而普遍种植茶叶、桑麻、棉花、果木等经济作物，稻米也不得不仰给湖广。于是，明代中后期又开始出现“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两湖平原取代太湖平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而苏杭一带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则日益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政治中心南人化

政治中心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是文化中心迁移态势的外在显现。三国孙吴、东晋和南朝时，江南虽曾是偏安王朝的统治中心，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人才也相对贫乏，中央政权基本上为北人所垄断。据万斯同所编《东晋将相大臣年表》，在东晋的15位尚书令中，北人占了12位；在40位尚书仆射中，北人占了30位；在31位吏部尚书中，北人占了24位。南人在传统上颇受轻视。《南齐书•张绪传》载："（上）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

唐代情形也大体如此，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唐代宰相总计369人，属98族，其中9/10为北人。北宋太祖、太宗两朝的将相重臣几乎全是北人。比如，石守信是开封人，赵普是幽州人，高怀德是真定人,范质是大名人，王审琦是辽西人。至真宗、仁宗时，王钦若（临江人）、丁谓（苏州人）进入政权核心，南人开始为相。

北宋中叶以后，当宰相的南人渐多。浙江曾有24人担任宰相。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明两宋政权中心籍贯分布的改变：“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从“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到“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政权中心籍贯分布的改变鲜明地显示了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的移转。

据清人黄大华《明宰辅考略》统计，“内阁大学士凡163人，自永乐初至崇祯末止”，其中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27人，浙江26人,江西22人，福建11人，东南四省独占总数的53%。

学术中心的南移

唐到北宋的学术中心位于洛阳、洙泗一线，南宋时则迁转到福建。福建在唐代被称为“无儒家者流”的文化贫弱之地，但在南宋，其学术文化迅猛发展。自北宋末年，福建人杨时受学于“二程”，载道南归后，福建遂成为宋学中心。朱熹的籍贯虽为安徽，但实际生于福建，居于福建,死于福建，故其所创学派被称为“闽学”。道学中的重要人物，比如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蔡元定、蔡沈、黄干、真德秀等都是福建人。朱熹十分敏感地注意到中国学术中心的南移。明人黄仲昭、章潢高度评价福建的学术地位，将闽视为邹、鲁，黄仲昭在《八闽通志•序》中言：“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章潢更是明确指出：“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从南宋直至近代,南方学术文化始终引领中国学术文化潮流，成为学术中心之所在。

据《明史》有关儒林、文苑的记载，当时全国著名儒生有115人，其中江西35人，浙江26人，南直隶18人，福建9人，东南四省占全国总数的76.5%。据《清史稿》有关儒林、文苑的记载，当时全国著名儒生、文士有203人，其中南方长江流域170人，占全国总数的83.7%。另据统计，清代全国重要人才共计693人，长江流域有485人（福建省归入其他地区），远远超过黄河流域的100人，其中江苏185人、浙江114人、安徽57人、湖南41人，位列各省人才数量的前四位（见表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