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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安华（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导读：

丁安华首席认为在当下宏观经济形势下，有三个指标值得重点解读。一是就业问题，二是工业增加值问题，三是疫情问题。他认为对全年5.5%的指标的完成，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需求供给面，更应该关注当前信心转弱的问题，他认为未来提振信心非常关键。

在政策方面，丁安华首席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宏观分析背后的逻辑，避免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经济政策陷入到事与愿违的结果或者境地。二是对短期当下中小银行是不是需要开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面临的并不是如何开放银行牌照办更多的中小银行的问题，而是中小银行如何能够整合总体缩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问题。

以下为正文:

今天我主要讲一讲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及下一步走势的研判。

关于今年经济形势的数据，1-2月份数据出来后明显超出市场预期，数据比较亮丽。在某种程度上让市场分析人员比较吃惊，需要细心地去把握宏观数据的亮丽和我们自己在市场中的切身感受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今年1-2月份的数据还是比较积极的，主要的原因在于202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中国应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做了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表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三重压力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要“稳增长”，确保中国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增长速度。刚刚结束的“两会”也对今年的经济增长做了一定的要求，5.5%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应该说在市场机构及市场商业机构的判断中是一个上限。

展望未来，关于当前隐忧较为明显的还是就业的压力。16-24岁年龄段失业率在15.3%，比去年12月份上升了1个百分点，16-24岁主要是指非大学生，也就是从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入到了劳动力市场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的失业率是很高的。今年还有一个问题，今年还会有1300多万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今年的毕业生比去年要多出140-150万，所以，就业的问题从16-24岁，再从24-30岁，可能会在今年形成一个极大的就业的压力。

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在过去路径是比较多的。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可能选择继续求学，也可能选择出国留学，也有可能选择去民企、外企或政府机构工作。今年的情况会发现毕业生将变得非常拥挤，有一些领域不会形成一个主要的吸纳就业的岗位，政府部门、公务员、央企、金融机构会变得非常拥挤。所以，我自己认为今年就业压力会非常大。到今年秋季，大学生进入到就业市场后，由于在特定领域就业需求比较拥挤，可能会引起工资和就业收入方面的预期全面下行。

（1）从中小企业新增就业职位，在疫情冲击下，基本上是岗位流失大于岗位创造的背景。

（2）1到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5%，比12月份4.3%要加快3.2个百分点。这个数据非常亮眼，但这是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口径、同一批企业比较出来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存在一个明显的“幸存着偏差”缺陷，离开了这一途径口径的企业对该数据不再产生影响。在疫情的冲击下，规模以下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所以从工业增加值的角度，由于它是规模以上的企业统计数据，特定的时候它会失真，它会变得比较漂亮，但是不反映实际情况。如果一个企业在去年1-2月份处于统计范围之内，今年1-2月份不处于这个统计范围之内就被剔除掉了，不会在基数里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是值得观察的一个统计方法的问题。

（3）如果看今年3月份开始，疫情在国内多点爆发，对经济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事实上，中国的防疫政策走在和国外不同的路线之上，我们采取的动态清零、生命至上，毫无疑问对经济活动的恢复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疫情对中国人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对新冠疫情恐惧心理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是内地和香港乃至于西方发达国家最主要的不同所在。这一情况会使得未来中国和海外经济恢复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在过去几年，由于疫情管控比较好，中国经济恢复比较强劲。但这样一种不同的防疫策略会使得今年海外经济的恢复比国内来得更强劲，而出口会面临一些压力，对中国的供应链造成冲击。

如果对今年整体经济形势要做研判，一季度经济增长低于大部分机构的预期，我们寄希望于进入二三四季度，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稳增长政策能够发力，能够补回今年上半年的损失。总体来说，今年要实现5.5%的增长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在“三重压力”背景下，不管是需求的收缩还是供给的冲击，都是一个市场调节问题。

中国目前面临最大的压力是预期转弱/信心转弱。要解决信心问题，或者说要解决预期转弱的压力需要更多的是政治的行动，并非完全是经济或市场调节的问题，它需要我们通过政治行动提高中国企业、企业家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政策方面，我讲两点，一点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二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政策建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公共政策部门都讨论了这样一个事与愿违法则，一些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经常陷入到事与愿违的结果或者境地。这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这么明显？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过去几年重要的宏观政策，基本上都陷入到这样一个陷阱当中。意图良好，动作变形，结果事与愿违，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如何能够平衡或者避免这样一个陷阱，或许是当前学术界可以回答的问题。

举一些例子，比如房地产政策“三条红线”，这个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房地产的乘数效应急剧下行，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系统性问题。现在对整个经济从1-2月份数据，虽然宏观数据不错，但如果我们看金融数据，看房贷数据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

比如双碳政策意图非常良好，但最后在去年9月份产生的那些影响就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比如我们反对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立“红绿灯”意图非常良好，为什么会动作变形，最后的结果导致私人资本开支出现问题。比如平台经济和数据安全，我们采取的措施或意图也和国际上的做法都是一样的，数据治理，但结果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比如，今年中国的财政能力和财政资源，去年财政收缩有很多转移支付，再加上央行一万亿的利润上缴，财政能力很强，为什么在去年财政是一个收缩的效果？我到不少地方去调研，去到分行都去地方财政部门调研，就会发现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部门的激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会冒任何险，以往为了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会急于做一些项目，进行一些投资，必然要做一些风险式的冒险、进取，现在的激励不鼓励冒险，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财政资源，即使现在的地方债发行也在加速，但拨付速度是不理想的。这是一个理论问题，这需要回答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动作会变形。我希望学术界将来可以从学理上，因为有太多的文献谈到这样一个法则，能够结合中国的情况提供一些建议。

第二，谈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国大概有4000多家中小型银行，现在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金不足。2021年国家专门拨了2000亿的专项债额度用于补充地方中小型银行的资本金，最后结果是超额发出了2100亿，用于补充360家中小银行的资本金。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小型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又比较快，所以不断产生资本金的需求。事实上，从银行体系来看，中国目前金融体系分化比较严重。头部优秀的银行通过它的管理、技术、风控可以内生资本。但是绝大多数的银行是无法内生资本的，因此它需要政府掏钱，政府掏钱的结果在中国就会产生很明显的一个劣币驱良币的现象，也是道德风险。

所以，对中国银行体系来讲，特别是中小银行来讲，面临一个很大的缩表的要求。根据资本金限制信贷资产或风险资产的扩张，全世界都是靠这个逻辑来支持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中国并不是说要开放银行牌照办更多的中小银行的问题，而是中小银行如何能够整合总体缩表，能够实现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在中国金融供给体系中，银行的比重太大了，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更多的非银机构的发展，才能使中国整个的风险不会像银行体系集中，这是一个出路。

（整理自丁安华于2022年3月17日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三重压力’困扰宏观，‘结构改革’亟待突围”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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